这几年来，关于城市的话题，我写了不下百篇文章。看似内容纷杂，但其实所有的话题都围绕一点展开，如何才能让城市的每个空间、每块土地，发挥出它应有的价值。

 

这样说的原因在于，城市的土地资源是稀缺的，尤其在市中心，所以更应该以有限的土地资源去释放更大的财富，并回馈于城市中的每个人。

 

如果你认可了这一理念，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选择。

 

同一片土地，从体量上可以造工厂，可以造住宅，可以建商场，或者公园、学校、大型福利院，但怎样的物业才对城市更有利？对周边的物业的增值更有利？可以回馈给市民的实际利益更高？

 

我的答案是，在大多数情况下应优先选择那些能产生更多收益的物业。这一答案貌似很功利，没有将社会福利和权利的合理性考虑在内，但著名经济学家科斯却有另一种说法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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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斯在其成名作《社会成本问题》中举了一个英国某市炸鱼店的例子。

 

在一个工人阶级占多数的社区有一家炸鱼店，炸鱼店很受当地工人的欢迎。但炸鱼店也同时靠近一栋豪宅。豪宅主人认为炸鱼店的经营干扰了他的生活，因此起诉炸鱼店，要求其搬离。

 

按照我们一般理解，法院该支持炸鱼店，因为它服务了多数人。但最终的判决结果却是法院要求炸鱼店搬离,理由是在这个街区还有很多同样适合炸鱼店营业的地段。

 

科斯赞同了这一判决。在科斯看来，这类判例“其实是对经济问题做出判决，是对资源如何配置作出判决”，而资源重新配置的原则则是“阻止损害所得的收益，是否高于停止损害行为造成的损失”。

 

科斯讲话很绕，这点他自己也承认。用更通俗的话语解释一下：

 

如果法院支持炸鱼店继续营业，则豪宅的居住价值下降，那么这一小段街区的整体价值就会下降。

 

如果法院要求炸鱼店炸鱼店搬到别的地段，炸鱼店的收益未必受损，同时豪宅的价值得以保存，最终没有一方受到损害。

 

科斯定理和传统判例的冲突在于，法院的判决一般按照权利优先原则（在上例中就是：炸鱼店有没有权利在豪宅边营业），而以科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考虑更多的则是资源配置的合理性。

 

这一原则乍看起来十分的离经叛道，以至几十年来各大经济学门派一直争论不休。不过我很赞同科斯定理的一个扩展性的解释，即：资源配置越合理，越能创造更多的财富，最终更好的回馈社会。并且，我自己也总是有意无意地以这个原则来阐述我的“城市价值观”。

 

比如如果由我来解读炸鱼店案例，那便是：豪宅主人因不动产价值未受损，每年便可以缴纳更多的物业税，这些税收最终将回馈于所在社区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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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宁波的城市价值问题也是如此。

 

比如我认为，南站到月湖之间的地块，如果往商业+文旅方向发展，会比现在更有收益，而这个收益将产生更高的税收，最终回馈于所在地段，以至整个海曙。

 

比如我认为，一些缺乏独特文保价值的老建筑，不如让位给价值更可观的新建筑。

 

再有，在什么样的板块或地块，才更适合建豪宅。又在什么样的地段和物业下面，更适合建成片的底商。

 

所有这些观点都是围绕如何更合理的配置城市土地资源，使其能释放出更大价值。并一直呼吁有关部门能以精算师的心态，规划土地的用途和形态。

 

这里又要说到规划学的本质。

 

中国一直把规划学设为工科，但这个划分实在值得商榷。因为规划涉及到城市物业的所有方面，包括工业、商业、文旅、房地产、人文历史、宗教风俗等等，在对具体地段和地块的规划设定中，如果没有相关专业的人士参与，或者相关专业和的经验积累，如何能做出合理的配置？

 

怎样的地段更适合建商场，周围的街道怎么设计；怎么样的地段适合开发文旅，其天际线如何设计；怎样的街区值得保留，与周围街区如何互动？显然，只有相关专业的专家才能提出更合理的建议。

 

说到底，既然城市本身是包罗万象的，那么城市规划学就应该是一门综合性学科。它不应是科布西耶天马行空的狂想，也不该是手藏在口袋里的人（马斯克以此讽刺胡锡进老师）的想当然，更不应该是一道冷冰冰的公式。而是应由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，献计献策，并时刻倾听市民的声音。再由规划专家们择优比对后，落实成可行的方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