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0年，布莱恩·弗雷萨（Brian Frezza）和D.J.克莱因鲍姆（D.J. Kleinbaum）还差四个小时就要离开硅谷，再也不回来了。这对好哥们从小就有一个共同的梦想，那就是用计算机科学来治愈疾病。
六年前，两人还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生物学专业念大四时，他们就第一次在投资者面前推销自己的构想，但每一次推介会，都是以碰壁告终。
“名字后面没有‘博士’两个字，想获得资助或运营生物科技公司？门都没有。”克莱因鲍姆说。
于是，毕业后，两个人就离开匹兹堡，去争取这些资质。克莱因鲍姆报读了斯坦福大学的博士课程，弗雷萨去了圣迭戈的斯克里普斯研究所。2010年6月，还有几天就要论文答辩了，弗雷萨却跟他的导师说，学术不是他的志向所在，他还有更大的抱负。
“我把老师气得够呛，他脸都绿了，”弗雷萨回忆说。
“他一直以为我会当他的得意门生。”当时，两个人已经为了搞一个计算机生化实验室写了好几年的代码，按照他们的设计，这个实验室能把做试验的速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层次。那时候他们正要提交第一项专利申请，名叫“生物有机纳米技术”，它是一个全新药物种类的理论基础，据信可以为艾滋病和其他持久性的病毒感染创造出治疗办法。
如果你听得云里雾里，那不怪你；性情偏执但还算不让人讨厌的弗雷扎说，这个东西一年后再谈还差不多。
跟导师大吵了一架之后，弗雷萨搁下论文，把行李往车上一装，向北开了八小时的车来到帕洛阿尔托，就在克莱因鲍姆的沙发上安营扎寨，开始寻找投资，好把公司真正做起来。
计算生物学家弗雷萨（左）和克莱因鲍姆正在开发有望治愈艾滋病的纳米技术。
医药
对这样一家初创企业来说，当时恰好不是筹钱的好时候。就在两年前，生物技术领域的风险投资缩水超过三分之一，后来就一直不见起色。生物技术类的初创企业又不像软件公司，它们风险高、资本密集、前景模糊、成长周期漫长。
虽然第一次融资失败已经过去六个年头了，该有的资历他们也有了，结果面对的却还是同样的冷遇，这让他们大失所望。两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，没有生物技术实验室的工作经验，谁愿意为他们孤注一掷呢？“我已经不记得被多少风投请出门了，有客气的，也有不客气的。”克莱因鲍姆说。没办法，他们只好回到匹兹堡。两个人费尽口舌，好歹在那里争取到了一点天使投资和实验室空间。
不过在离开硅谷之前，他们把手里最后一张牌给打了。弗雷萨有一个哥哥，以前给PayPal联合创始人马克斯·列夫琴（Max Levchin）打过工，但在2001年死于1型糖尿病并发症。当时，列夫琴还在葬礼上发了言，后来一直充当着弗雷萨的非正式导师。最后弗雷萨没别的办法，只好给列夫琴打了个电话，把他和克莱因鲍姆的计划跟他说了。结果列夫琴不但给了种子资金，更难能可贵的是，还把他们引荐给了另一位PayPal创始人彼得·泰尔（Peter Thiel）。
列夫琴说，对这种“科幻小说里跑出来”的点子，肯下注的风投着实不多，但泰尔就是其中一个。过了几天，两个人安排停当，准备垂头丧气地回东部去。结果就在动身前四个小时，两人接到消息，让他们去泰尔在创始人基金的办公室聊一聊。作为Facebook的第一名外部投资者和一名连环创业者，当时的泰尔已经积累起20多亿美元的身家。不过近来他越来越觉得，硅谷的创投资金分配有点不太正常，软件公司分到太多，当然他就是靠这些公司发迹的，那些致力于解决棘手的科学难题的初创企业分到的太少。
而现在有人要用机器人和纳米技术来治愈艾滋病，嘿，他要找的就是这种既大胆又可能改变世界的交易。听了半小时的推介，泰尔就要求弗雷萨和克莱因鲍姆推迟一周再走，这样一来，他就能说服他们一直留在湾区。“在学术界待了那么久，说明他们确实有两下子；但一直被这个行业拒之门外，搞得他们已经不抱一丝希望了。”泰尔说。
于是，两个人就在汽车旅馆里住了下来，跑到一家有Wi-Fi的洗衣店里打零工。这种无所事事的日子从原来说好的一周变成了几个月，但也成了彻底改变他们人生轨迹的几个月。冬天降临的时候，他们的公司Emerald Therapeutics已经从创始人基金那里完成A轮投资，弗雷萨很快就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，拿到学位。泰尔也踏上了一场新的、但由来已久的征程。
彼得·泰尔至今还记得，自己第一次意识到生命有限是怎样一幅场景。当时他只有三岁，躺在家里的地板上（当时他家住克里夫兰的一间公寓），下面铺着一块牛皮地毯，于是他就问老爸克劳斯，这头牛后来怎么了。“这让我非常、非常不安，”当时的他就努力地想要理解死亡是怎么一回事。“不知为什么，这种不安的感觉让我至今无法忘怀。”
80年代末，他踏入斯坦福，还是心心念念于死亡这个“问题”，一度考虑过主修基因工程。但他没那个耐心。“生命科学不像计算机科学，在这个领域，你需要很长的时间去获得资历，经过10年或15年的的积累和锻炼，才能找到一份对口的好工作或者开始做点真正有意义的研究。”他说。于是他选了条相对速成的道路，及至31岁的时候，已经拿到一个哲学学位、一个法学学位，以及创办PayPal的远见。
2008年，泰尔的创始人基金投资了基因组学公司Halcyon Molecular，这是它在生物技术领域第一单大额投资。当时创始人基金成立刚三年，在那个时节看好生物技术公司有点匪夷所思——金融危机和新的联邦法规让这个行业被打入冷宫。对投资者来说，更诱人的其实是IT类初创企业，它们几周就能把“最小可行产品”推向市场，而不像制药或治疗公司那样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。即使是专门投资生物技术的风投公司，也在向“数字健康”类企业靠拢，跟“比特”而不是“细胞”打交道。
美国风险投资协会的数据显示，对生物技术企业的投资从2007年的60亿美元缩减到了2009年的39亿美元（一直到2014年才恢复到之前水平）。与此同时，泰尔却认为，生物技术正处于一场变革的风口浪尖。像3D打印、虚拟化和自动化方面的创新都在削减实验成本，而且因为有了强大的算法，现在从人类基因组中提取数据只需要几个小时，不会像以前那样，动不动就要几周时间。
投资“永生”技术
如果说谁有那个钱（以及那种狂妄），去把死亡简化成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，那他一定是创业者。当初就靠突破不可能而发迹的创业者。以下五位科技泰斗就充当着这些“死亡竞赛”背后的金主。
拉里·埃里森 作为甲骨文公司的联合创始人，埃里森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，净资产550亿美元，已经过惯了随心所欲的生活。凭什么要容忍这种日子在某一天结束？他很不服气。“对死亡这件事，我很气愤，”他这样解释为什么要花几亿美元资助抗衰老研究。2013年，他的生物医学基金会转移了投资重心，但他还是投资了基因组学先驱克雷格·文特尔的初创企业——人类长寿公司。
彼得·泰尔 在开始投资生物技术类初创企业之前，这位PayPal联合创始人和著名创投人曾经赞助过SENS研究基金会的长寿研究，这个基金会的负责人是颇受争议的英国反衰老研究者奥布里·德·格雷（Aubrey de Grey）。
泰尔认为，接受死亡其实是种心理防御机制。对于“延长人类寿命可能加剧人口过剩和经济不平等现象”这种观点，泰尔更是嗤之以鼻，说它“荒诞不经而且是反社会的”。“就算（延长寿命）有什么问题，那也比死了强啊。”泰尔说。Halcyon Molecular的目标是通过破译整个人类基因组，用不到100美元的一次性治疗，把所有的疾病都给治愈了。
不过，创始人基金很快就意识到：生物技术领域的投资也有“好高骛远”这回事儿，就当是花1,000万美元买了个教训吧，他们后来的投资策略就都学乖了。2012年，一家英国竞争对手声称，Halcyon还在努力破解的问题，他们已经解决了。创始人基金一听，立马把Halcyon给关了（不过事后发现，那家英国公司有点心急，实际还没到那个份儿上呢）。
回顾往事，泰尔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如果一家生物技术企业一上来就号称能解决所有的医疗难题，这时你就要警惕了。“那些设计过头的复杂方案最好不要去碰——它不知道有多少环节，而你要把所有环节都搞对了才行。”泰尔说。
好在，创始人基金在2011年还投资了另一家开发廉价基因检测的公司，只不过这家公司的重点就很明确了。总部位于旧金山的Counsyl致力于少数几种遗传性疾病，涉及到的科学原理也很直观，易于理解。泰尔在谈到他向Counsyl投资1,700万美元时如此说道：“那时候大家对基因组技术的实用性看法都比较悲观，所以这笔投资在当时来说很不同寻常。”除了检测以外，Counsyl还提供咨询服务，帮助患者——主要是准父母们——解释检测结果。
“很多公司都是为了做基因组学而做基因组学，”Counsyl首席执行官拉姆吉·斯里尼瓦桑说。“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。在我们看来，顾客买的不是技术；他们买的是可以解决他们需求的东西。”如今，Counsyl的估值已超过10亿美元，拥有330名员工，跟保险公司达成的合约覆盖1.5亿人左右。斯里尼瓦桑说，在目睹Counsyl以及同类公司的创新速度如此之快后，过去那些没耐心、不愿碰生物技术的投资人，现在也开始对他们感兴趣了。
“我觉得，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，跟计算机科学相比，生物学有多么杂乱无章。”他说。“现在，有这么多工具在手，我们完全可以实事求是、毫不夸张地告诉我们聘来的科学家，他们要研究的东西，今天、明天或者下周就能造福病人，不用等到十年之后。”
泰尔的创始人基金向斯里尼瓦桑的基因测试初创企业Counsyl投资了数百万美元，现在，这家公司的估值已经超过10亿美元，变成了所谓的“独角兽”企业。
生物技术“独角兽”
泰尔的创始人基金向斯里尼瓦桑的基因测试初创企业Counsyl投资了数百万美元，现在，这家公司的估值已经超过10亿美元，变成了所谓的“独角兽”企业。
马修·肖尔茨完全是那种毫不关心传统医学发展的计算机科学家。2008年，他还在运营着一家开发城市送货车队物流管理软件的公司。当他准备卖掉这家初创企业的时候，他开始思考网络安全技术和人体免疫系统之间的相似之处。“我就假设，身体说白了就是一堆信息，那想必细胞也可以编程咯，”他说，“当初指引我的就是这么一个幼稚的想法，结果一路下来还真做出了一点成绩。”到2009年，肖尔茨招募生物学家，从零开始创办了Immusoft，通过给B细胞（一种会产生抗体的白细胞）“编程”来让它们自行生成药物。它的原理是，不直接给患者注射药物，而是从患者体内提取细胞，重新编程，把它们变成治疗手段，然后重新注射会患者体内。
当时，还没有任何一种利用基因修饰技术的细胞疗法获得监管机构的批准。（像Juno Therapeutics和Editas Medicine获得数千万美元融资什么的，都是几年以后才发生的事。）拿着创始人基金等投资人提供的230万美元，这家公司现在正准备进行首次人体试验。它那种长效DNA疗法一旦进入市场，传统医药公司就如芒刺在背了，他们的盈利都仰赖于没完没了的处方续药。
“一旦我们把他们所有的病人都治好，他们就玩完了。”肖尔茨说。“生物技术变得越来越像工程学科，这一点让我们对这些投资信心十足，”创始人基金合伙人之一斯科特·诺兰说。除了Counsyl、Emerald和Immusoft，它们投资的公司还有DNA打印技术公司Cambrian Genomics，以及正在为实体肿瘤开发新疗法的Stemcentrx。
但就连创始人基金都承认，在生物技术领域，“风险资本”敢承受的风险还是有限的。因为你赌的是革命，不是改进，所以“你躲不过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大问题，”泰尔解释说。投资者总是想看到一点把握再投钱下去，但要证明一种全新的科学在现实世界有应用价值，你就需要巨额的前期资金。就是这种左右为难的局面，导致现在大多数的科学研究还是发生在大学里面。
2011年，泰尔的同事林迪·菲什伯恩（Lindy Fishburne）就摆脱这种僵局提出了一个建议。作为泰尔基金会（宗旨是推进“政治、个人和经济自由”）的高级副总裁，菲什伯恩也很沮丧：风险资本都在躲着生物技术，除了几个最安全的领域外，其它的碰都不碰。“有潜质的企业多得直往外溢，但就是没有资本来接住它们，”菲什伯恩说。“我跟彼得说，当市场起不到作用的时候，慈善就该介入。
现在，市场就没有发挥作用资助创新的作用，尤其是在生物学和技术的交叉点上。”于是，Breakout Labs应运而生，专门用来为学术领域的科学突破提供助力。它会找那些研究经费花完之后走投无路的大学科研小组，给他们35万美元的种子资金，用泰尔的话讲，就是帮他们“越狱”。如果这类项目在未来能发育成公司并获得新的投资，这笔资金就转换成股票，由Breakout Labs持有，否则就当是做慈善了。
“我们非常注重让科学跳出实验室，进入商业领域。”林迪·菲什伯恩说。这种模式旨在让所有人从中受益：对于大学，因为技术是在它的屋檐下开发的，它就可以享受到知识产权；对于政府，它可以看到自己的拨款跳出医学期刊，变成实实在在的东西；对初创企业，它们有了更多资金，去成为一家可行的公司。其中一家受到Breakout Labs资助的初创企业就是EpiBone，它的团队拿到了1,000万美元的联邦经费。这家公司是研究如何在实验室中培养出可以移植到人体内的骨头。
今年秋天，它获得420万美元的额外款项，其中包括来自纽约市早期生命科学资助计划的投资。虽然前景一片光明，但EpiBone的技术还处于在猪身上做实验的阶段。“如果幸运的话，再过八年左右应该能推向市场。”CEO妮娜·坦登坦言。
“我们非常注重跳出实验室，进入商业领域。”——林迪·菲什伯恩
其他受到Breakout Labs资助的公司，有的在研究怎么通过速冻方式改善器官移植效果，有的研究怎么用黄金纳米粒子杀死肿瘤，还有的在研究怎么用动物细胞培养出皮和肉。但尤其让泰尔感兴趣的，是一家名为Cortexyme的初创企业。对于阿尔兹海默病，目前普遍认为，它是由畸形蛋白质片段在大脑中积累导致的，但Cortexyme联合创始人兼CEO凯西·林奇却要挑战这种观点，并推进她的细菌感染假说。
虽然那种标新立异的疗法还需要好几年才能进入人体试验阶段，但小鼠试验的效果好得出奇。要知道，在85岁以上人群中，三分之一都受阿尔兹海默病的折磨。所以对心系永生的泰尔来说，还有什么事比治愈这样一种疾病更重要呢？肯定没有。
但在泰尔所有的投资里面，真要说到加速下一场生物技术革命的发生，潜力最大的也许还要数本文开头提到的Emerald Therapeutics。它没有局限于新药的开发，而是要解决新药研发中的结构性问题——因为就是这个成本高昂的结构性问题，让新药开发变得如此低效。
今年3月，弗雷萨和克莱因鲍姆开放了Emerald云计算实验室——一处位于南旧金山的计算机自动化设施，藉此向其他初创企业提供自动化技术。他们按试验样品份数收费，平均每份20美元。研究人员可以远程进行40多项生化实验，通过网络给它们编程。就好像是有了亚马逊网络服务以后，软件初创企业不用再购买自己的服务器，一股创业狂潮由此掀起；同样的道理，两位共同创始人觉得，通过给全球任何地方的小团队提供虚拟的实验室空间，他们可以推动生命科学领域的创新。有了这个新的云实验室，下一种特效药诞生的地方可能就不是大学实验室了，说不定就变成实验室对面的大学宿舍。治愈疾病的确是一项目崇高的事业；
但让任何人都能更加便利地治愈任何疾病，这就上升到改变游戏规则的层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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