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年来，印度一直在推动高端制造业发展，雄心勃勃地要与中国制造业一争高低，但最近却遭遇重挫。

据报道，富士康在7月10日声明已退出与印度韦丹塔集团（Vedanta）价值195亿美元，约合1410亿元人民币的半导体合资企业。富士康母公司鸿海表示后续将不再参与双方的合资公司运作，却未详细说明具体原因。

彭博社曾在5月30日报道，鸿海与Vedanta的合资公司申请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28纳米芯片生产奖励，但一直未达到印度政府设定的标准。路透社的消息是，富士康决定退出该合资企业是因为担心印度政府延迟批准激励措施。

富士康之所以要在印度投资建厂，正是因为2021年印度宣布的一项价值100亿美元的芯片产业激励计划，宣称将向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最高达项目成本50%的财政支持。

但是现在看起来补贴可能遇到了一些问题，而印度以前也有过承诺补贴但不兑现的先例。比如，2008年，日产与雷诺在印度投资一家汽车工厂时，当地政府承诺了多项激励措施。但到2016年，日产只能提起国际仲裁，要求印度支付290 亿卢比（4.23 亿美元）的未付奖金和210亿卢比（3.06亿美元）的损害赔偿，以及利息和其他费用。

除补贴问题之外，还有消息称，富士康原本设法获得了意法半导体的技术许可，但印度政府希望意法半导体能有更多的参与，例如在合作伙伴关系中持有股份，但意法半导体对此并不热衷。

可能是各种阻力过多，让富士康对芯片项目的未来前景产生了顾虑，所以在发现风险之后果断退出及时止损。

其实，富士康退出事件与当年的浦项钢铁项目有一定的相似之处，同样是上百亿美元的巨额投资，却被硬生生拖延到项目失败。

2005年韩国钢铁巨头浦项制铁与印度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，计划投资120亿美元在印度奥里萨邦建设年产1200万吨的大型钢铁工厂，但因各种监管延误和争议阻碍了该公司开工建设，该备忘录于2011年6月到期，最终只能不了了之。

这还只是跨国公司在印度投资遇阻的一个缩影，沃达丰、麦当劳、小米等公司都吃过苦头。印度官员曾经透露，2014年至2021年，多达2783 家外国公司及其子公司停止了在印度的业务，并且，新增跨国公司数量从2014年的每年216家已经下降到了2021年的每年63家。

2020年10月我就说过，很多企业到印度建厂，三年内一定后悔，因为印度并不是能够持续高增长的新兴市场，并不具备保持长期高速增长的基础条件。

相当一部分人看好印度的发展前景，是因为印度与中国有同样的人口基础，但人口众多并不直接导致经济腾飞。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实现4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，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孤例。

美国经济史学家Walt Rostow曾提出“起飞理论”，他认为从极其缓慢的传统经济走向现代经济，需要加速度来助推经济增长，经济增长水平要大幅度地超过人口增长才能实现腾飞。

就像飞机需要加速推力才能飞向天空，如果达不到这个速度就飞不起来，而巨型飞机就需要更大的推力和更长的跑道，也就是说，人口基数越大就越难实现高速增长。

这更加印证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难以轻易复制的奇迹。我们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，也绝不仅仅因为人口基数大，而是需要具备太多的附加条件，比如持续稳定的支持企业发展的社会环境，与时俱进的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的政策，根据产业需求持续培育出的高素质人才队伍，和长期履行可信承诺，让国内外投资者们放心将资源投入到长期项目中来的政府信用，多种因素综合起来才能艰难起飞。

当然，印度已经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点的增长道路，尤其是在IT服务领域取得了巨大进展，印度软件外包市场份额位列世界第一，软件出口规模占全球的20%。

但是，这并不意味着印度能够轻易复制中国制造的成就，IT服务产业的经验也难以直接转化为制造业经验。从上面提到的跨国企业营商环境问题，到高端制造业人才培育，再到履行可信承诺等等方方面面，印度仍有众多门槛需要跨过。所以，尽管印度的增长潜力最近一段时间在国际上被看好，我还是维持原有判断：印度经济能实现持续高速发展，是极小概率事件。